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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志琴:华夏文化中的衣冠之治

来源:    时间:2018-04-03   【浏览字号:
 “衣冠文物之邦”是中华民族的荣耀,“衣裳”更不寻常。众所周知,在中国人的心目中,“民以食为天”这一古训,把人人都要吃饭这一寻常事推崇为天理,进入至高无上的信念,然而这“以食为天”的观念,若与服装排座次,仍然屈居其后,殊不见“衣食住行”以“衣”为首的排列,就充分显示服装优先的地位。

  衣冠之治即是通过服装穿戴进行社会管理,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统治方略。

  穿衣戴帽成为中国历史上国家礼制的重要内容,说明礼制是观念形态、物质分配准则和社会制度,这一理念兼有物质的、精神的、制度的三重价值,这在全球范围内也属独一无二,因此翻译家很难将这个“礼”字译成外文,这是卓具中国特色的观念之一。

  中国的礼制形成一种世界罕有的社会现象,那就是服装的地位被抬高到无以复加的高度,改朝换代都要改正朔,易服色,其色彩的变更按照五行说,金木水火土,相生相克,一代胜一代。如夏尚黑、商尚白、周尚赤、秦尚黑。一代流行色上升到与国运兴亡有关,承载色彩的服装更不寻常。春秋战国时期,衣裳一度成为国家的代称:说我中国是“我衣裳”,国际会议称为“衣裳之会”,改朝换代必定要变更服色等。诸多章法,不仅是国家行为,也是民间风俗,这从习惯话语中可见端倪,例如士大夫称为“衣冠”,没有功名的学子称“布衣”,绅士的“绅”源自衣带,潜心受教名为继承“衣钵”,当官的理想是“衣锦荣归”,清官的嘉誉是“两袖清风”,首脑人物称作“领袖”。以衣冠服饰表现民族气节的典故更是史不绝书:季路垂死不忘结缨,临终也要把帽子戴正;苏武流亡匈奴19年不改汉服以坚守民族气节等。许多佳话往往都用衣冠来体现,这说明服饰在中国不仅有遮体、保暖、观瞻的功能,还被提升为国家权力的象征、文化精英的代表、民族荣辱的标志。

  在贵贱有别、职业有分的制度下,士农工商任其熙来攘往,一望而知,非农、非工、非士、非商的游民很容易暴露于众。衣冠之治即是通过服装穿戴进行社会管理,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统治方略。

  古人衣冠中的道德教化功能 

  古人的衣冠还承载道德教化的功能。以皇帝冕服为例,有十二章花纹:日、月、星、龙、山、华虫、宗彝、藻、火、粉米、黼、黻。各有不同的寓意,日月星表现三光照耀,一片光明;山是比喻王者威重四方,为众人所仰望;华虫(雉)取其文采,象征文德;彝为宗庙礼器,雕虎猿花纹,表示威猛、智慧和孝行;水藻喻以水清玉洁,品行高尚;火给人带来光亮和温暖;米是主食,寓以济养众人;黼是绣斧,表现果断干练的作风;黻是为黑青相背的“亚”形,表现向善背恶的用意。

  这一身衣衫最重要的是冠帽。皇冠前的十二束垂旒,称为“蔽明”,表示目不视非,有所不见;冠的左右两侧有充耳,称为“塞明”,表示耳不闻邪,有所不听。这是非礼勿视、非礼勿听的古训在帽子上的具体形象,日常用的冲天冠,两侧有向上翘的展角,象善字又称“翼善冠”。表示皇帝以身作则,一身穿戴处处表现信奉的伦理教化。

  以帽子表达职业的理念和道德崇尚,在明代是官民士庶穿戴的一大特色。

  官员最典型的服饰是头顶束发,上戴乌纱帽,身着盘领右衽袍,腰束带,黑皮靴。乌纱帽是用漆纱做成的圆顶帽,两边有展角各长40厘米。盘领袍,两侧有插摆,衣袖宽大,按级别的高低在袍服上饰有不同的花样,缝制在前胸后背,称为补子。其官阶主要表现在色彩和补服花样的不同,文武官员各有服饰歌:

  执法的官员要戴獬豸帽,獬豸是头上长角的神兽,这是与龙、麒麟一样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生物,在民间传说中都有莫大的神力。獬豸性格忠直,是非分明,是执法严明的象征。在西方也有类似的装饰,如英国法官戴假发,如果说这在西方是显示威严的话,那么中国的獬豸帽则表示公正不阿的道德操守。

  崇奉理学的士大夫们,喜欢戴的是心形冠,其造型是圆顶象征天,由八片布拼接表示八卦,大圆帽檐像太极,俨然是天干地支的太极图。这种方巾、峨冠象征天圆地方的冠帽自然与小民无缘。

  一般平民身着青布棉袄、蓝布裤裙、白布袜、蓝布鞋、皂布巾。还有一种无领无袖的对襟长上衣,称比甲、坎肩、背心,老少皆宜。与官员士大夫的峨冠博带相比,平民着装有三紧,即头紧、腰紧、脚紧。所以古代常用“峨冠博带”形容官员缙绅,劳动大众则称为“短衣帮”。在江湖上还流行一种服装的隐语:“袍帐”是指缙绅的宽袍大袖,秀才的长衫称“海青”,裤子称“汉子”,裙子是“围竿子”,鞋子称“掷上”,袜子为“掷同”,这都是形象化的平民用语。

  这些制作都源于一种理念,这就是明代理学家吕柟所说:“古人制物,无不寓一个道理。如制冠,则有冠的道理;制衣服,则有衣服的道理;制鞋履,则有鞋履的道理。人服此而思其理,则邪僻之心无自而入。”

  服此服而思其理,是古人服装制作的法则,这一法则使得一身衣衫从质料、色彩、款式、花纹无不受“礼制”的规范,赋以天道、伦理、身份地位、品行情操等诸多涵义,成为封建伦理政治的图解和符号。

  俱往矣,深衣!穿衣着装还看今朝 

  在全球化背景下,人类生活方式趋同化,虽然古代深衣不可行,但怎样保留民族特点,却是时代性的课题。清末民初的服装改革就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。

  民国前后,洋装一度风行中国,这有利于突破中外风俗差异所形成的壁垒,也有利于文化的交流和创新。但是愈来愈多的人感到,西服与中国人生活习惯不相适应。领带卡脖子,戴手套动作不方便等等,怎样使西服本土化,尊重中国人的穿着习惯,是推进服装改革的关键,这种交流的结果不是洋装代替中装,而是创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服装:旗袍和中山装。

  中山装因由孙中山创制而得名。它以西服为模本,改大翻领为立翻领,上下左右4个明袋,喻为礼义廉耻,国之四维;袋口为倒笔架形,以示对知识分子的尊重;5个扣,象征五族共和。对四袋、五扣的伦理解释,富有中国古人衣着的情调,但与古代服装有实质性的不同,服装不再有等级之分,戴什么帽子,穿什么款式,用什么色彩,不论尊卑贵贱,听凭自选,从此走上自由着装的时代,这在中国服饰史上是新的里程碑。

  可贵的是,孙中山在创制中山装时还提出服装现代化的理念,他在给中华国货维持会函件中提出民国服式的制作原则是:“此等衣式,其要点在适于卫生,便于动作,宜于经济,壮于观瞻。”这服装四原则真正结束了衣冠之治的观念。由于这一服装样式结构合理、自然舒服,受到民众的欢迎,常盛不衰,延续至今。

  在文化发展史中,取之国外,而在中国发扬光大的事例举不胜举,远的如胡琴、笛子、琵琶等民族器乐均来自西域,先秦的古乐大多已失传;近的如乒乓球,从20世纪起中国人几乎垄断世界乒乓球坛,被中国人引为骄傲的“国球”,其实源自19世纪的英国,并非中国土生土长。而对于在中国土生土长的某些不合时宜的传统,只能请进博物馆,供后人观摩它昔日的辉煌。值此,且不妨说一声:俱往矣,深衣!穿衣着装还看今朝!(作者: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刘志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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